语言康复互动中会话修正的重复策略研究

申秀岫 马 文 张 帅

1.山东大学  2.烟台大学

提要：基于会话分析，文章对汉语听障儿童与治疗师之间的互动进行描写和总结，以考察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引导或执行会话修正的具体表现。研究发现，在临床语言康复中，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引导听障儿童执行纠错行为、澄清行为与确认行为，或者直接执行纠错与自我澄清行为；此外，治疗师还多样化地使用语言和副语言手段，并将其作为重要资源来支持互动。本研究可为汉语特殊儿童语言康复提供参考与借鉴，同时为临床话语分析研究提供实例，进一步充实临床话语分析本土化研究成果。

关键词：重复策略；会话修正；言语语言康复；会话分析；临床话语分析

作者简介：

申秀岫，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临床语言学、会话分析。

马文，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临床语言学、会话分析。电子邮箱：mawen@sdu.edu.cn

张帅，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多模态会话分析。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面向认知障碍相关脑疾病的中国临床话语分析理论体系构建研究”(22AZD15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老年人语言退化及障碍干预的临床语言学研究”(21BYY020);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一般项目“0-3岁汉语沟通交流障碍儿童早期干预技术研究”(2022CDPFHS-18)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首发地址：https://link.cnki.net/urlid/44.1165.H.20240328.1315.010

一.引言

在人际沟通中，多种因素可能导致沟通受阻，如说话人发音错误、言语不清晰、选词困难、表述不明确，以及听话人听力损伤或理解能力受限等(Schegloff et al., 1977)。由于听力损失，听障儿童比典型发展儿童更容易出现沟通障碍，且原因更为复杂。及时进行会话修正，是消解沟通障碍、达成互解最有效的策略之一(马文，2008)。治疗师作为主要引导者与执行者，在语言康复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在与患儿互动时，治疗师如何消解阻碍源这一话题，成为临床话语分析领域的研究热点。重复(repetition)是语言康复中最常见的干预手段之一，亦是治疗师启动或执行修正序列的重要策略之一。本文基于会话分析的方法，首次以汉语语境下听障儿童语言康复互动为语料，聚焦治疗师的重复策略，探讨治疗师如何使用这一策略完成何种会话修正行为以确保干预任务的顺利进行。本研究通过分析治疗师在实际互动中的表现，揭示重复策略在会话修正中的作用机制，以期为汉语特殊儿童语言康复提供参考与借鉴，进而充实、推动临床话语分析本土化研究。

二.文献回顾

重复策略是说话人进行话轮转换的关键手段之一，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承载了不同的交际功能。从重复的内容来说，重复可分为精确重复(exact repetition)和经改编的重复(modified repetition) 两类。精确重复包含完全重复和部分重复两类。通过精确重复，特别是部分重复，说话人可以确认先前的对话内容及其潜在的言语行为(Schegloff, 1997)，表达对前一话轮的诧异(Wilkinson & Kitzinger, 2006)，以及定位、修正会话中的阻碍源(Robinson, 2013)。此外，此类重复还可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前一话轮所表达的观点或立场(Bolden, 2009)。而经由改编的重复，一般通过在精确重复的基础上插入新的语言成分 (Robinson, 2013)，或替换原话语中的某些成分(Kitzinger, 2013) 等手段，实现会话修正这一社会行为(Bocéréan & Musiol, 2017)。

就重复对象而言，重复策略涉及自我重复与他人重复两种形式：前者指说话人重复自己的话语；后者则为说话人重复他人的话语(李悦娥，2000)。研究者聚焦他人重复在交际中所执行的行为，如检查和纠正儿童的语言产出，重新启动会话(Clark & Bernicot, 2008)，确认信息接收(Huang, 2010)，评价前一话轮(Beute et al., 2020)等。然而，自我重复在互动中的价值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临床话语分(Clinical Discourse Analysis)将会话分析、语篇分析等研究方法应用于临床语言康复的研究和实践中，为沟通障碍的评估、诊断和干预提供了有力支持(马文、刘青松，2023)。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为特殊人群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还推动了会话分析在临床领域的广泛应用。在临床实践中，治疗师通过灵活运用重复策略，支持患者听辨、理解话语，以完成互动任务，并推进干预进程。例如，在面对失语症患者时治疗师可能采用自我重复策略重新提问，引导患者进行回应(谭淑文、马文，2022)。在与孤独症儿童的互动中，治疗师往往在第三话轮进行他人重复，以此表示对患儿观点的认同(Zeng et al., 2022)。

此外，重复策略作为会话修正手段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面对多重残疾、智力残疾患儿时，照护者通常逐字重复患儿的错误产出，并借助韵律等副语言资源，引导患者进行自我纠错(Bocéréan et al., 2012; Ong et al., 2023)；在患儿无法进行纠错时，照护者会在重复患儿话语的基础上直接纠正存在语法错误或不完整的表达 (Bocéréan & Musiol, 2017)。在面对发展性语言障碍儿童的交际问题时，治疗师基于他人重复，或增加提示信息以执行修正，或以正确形式替换原话语中的错误表述，以引导修正(Salmenlinna & Laakso, 2020)。

会话修正涵盖启动与执行修正两大方面，涉及纠错、澄清、确认三种行为(马文，2008)。为做出恰切回应，听话人必须厘清不同类型重复所执行的具体行为。既有研究表明，研究者已关注到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启动或执行会话修正这一行为，但并未对其加以细分，笼统称之为会话修正；且上述研究并未系统探讨不同类型的重复策略与修正的具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聚焦汉语听障儿童临床语言康复中治疗师的重复策略，旨在揭示重复策略在汉语听障儿童临床语言康复中的重要作用。由此，本文围绕以下研究问题展开讨论：

1) 治疗师在会话修正中如何使用重复策略？

2) 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执行哪些具体的会话修正行为？

三、语料收集与重复策略类型

本文语料取自山东省某康复机构的个训课。收集语料之前，我们获得了治疗师和家长的书面同意。

3.1 语料收集与转写

我们共招募到3名治疗师与6名听障儿童，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为了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我们对人名进行了保密处理。其中，ST 是 Speech Therapist，HI 是Children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的缩写。我们采用索尼录音笔(型号：ICD-TX660)进行录音，最终共收集了12段音频，总时长为324分钟。

为保证转写信度，语料由两名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独立进行转写；转写中的分歧由转写小组商议决定。转写结束后，我们对语料进行无动机观察，随后整理、提取语料中的序列结构，最后对治疗师的重复策略进行归纳、分析。在语料的转写过程中，我们基于汉语特点，结合声调五度标记法与汉语拼音，对Jefferson 转写规则进行了适当补充。示例如下：

听障儿童在第1行中产出了一个“tuan35”。由于无法准确识别其含义，我们使用汉语拼音来记录语音。由第2行可知，治疗师未理解患儿的不准确发音，在0.3秒沉默后，部分重复了患儿话语“我是”，并增加疑问词“什么”启动修正。在第4行，听障儿童给予了回应，即“我是小tuan35”。但治疗师仍未能准确理解这一发音，遂在第5行部分重复儿童的话语“我是小”，并根据推测，尝试用“船”修正原话语中的“tuan35”，以引导听障儿童进行确认。为了强调“tuan35”和“船”之间发音的差异，我们在第5行中借助双“^”来标识该字读音，即“船^chuan35^”。

3.2 重复策略类型

在标注过程中我们发现，重复是治疗师在听障儿童语言康复中最常使用的干预手段。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启动或执行会话修正这一现象，在语料中尤为常见。由表2可知，我们共计得到416个重复策略所在的修正序列。其中，368个为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引导会话修正，占比88%；48个为执行会话修正，占比12%。

具体而言，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引导听障儿童进行会话修正，主要涉及引导纠错、澄清与确认三类社会行为，而执行修正行为则包含直接纠错与自我澄清两类 (如图 1 所示)。在语言康复中，治疗师的目的是激发患儿解决问题时的积极性(Ronkainen et al., 2017)。这一观点在我们的语料中也得到了印证：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引导修正更能激发患儿的积极性与调用认知资源的主动性。但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直接执行会话修正往往能更成功地完成修正行为。

如上所示，重复方式以及多模态特征中的重复元素都可以作为构建重复的资源(Hengst et al., 2008)。本研究中，治疗师展现了他们在构建重复话语时的多元化和灵活性。就形式而言，治疗师借助精确重复和经由修改的重复等两类重复完成相应的会话行为：精确重复主要用于引导听障儿童纠错和确认；而经由修改的重复策略则主要完成直接纠错、引导患儿澄清与自我澄清三类行为。此外，构建重复话语所使用的资源不仅包含原话语，还涉及原话语之外的新信息，如疑问词、限定词等。同时，治疗师使用副语言资源 (如语调、重音) 构建重复，并将此作为区分修正行为的重要标志。

四、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引导修正行为

根据修正目的不同，治疗师的引导修正行为可以分为三类：引导纠错、引导澄清和引导确认。

4.1 引导听障儿童进行纠错

由于认知、语言等能力有限，听障儿童易产出错误的口语。治疗师采用重复这一策略引导患儿进行自我纠错，由此构成“治疗师示范-患儿仿说-治疗师引导纠错-患儿纠错”序列。在引导纠错的过程中，治疗师会根据患儿的回应，选择自我重复或他人重复的方式来引导患儿纠正错误。

例(2)中，治疗师在第1行给予示范意在要求听障儿童予以仿说。短暂沉默后，患儿在第3行给出了回应，但其回应存在语法与构音问题。于是0.3秒沉默后，治疗师在第5行完整地重复了第1行的示例，旨在引导患儿重新仿说。研究表明，治疗师优先使用完全或部分自我重复来引导患儿进行纠错(Wood & Wood, 1984)。患儿随即进行了回应，在第3 行回应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这一新信息。通过与治疗师的重复进行比对可以看出，患儿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回应存在问题，所以在治疗师启动修正引导后，积极纠正自己的表达。

在语言康复中，治疗师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引导听障儿童完成仿说任务。由于患儿并未正确进行仿说，治疗师在第7行给予了一个指令性话语“慢慢说”，并在第9行再次进行自我重复，进一步引导患儿进行纠错。为了帮助患儿更好地理解、仿说句子，治疗师借助停顿对句子进行了形式上的切分。0.6 秒沉默后，患儿在第11行完成了最接近目标句的一次仿说，并得到了治疗师的肯定。

与听障儿童的互动中，治疗师也会借助他人重复来引导患儿进行纠错。此时，治疗师的重复一般不改变原话语的语言部分，但可能增加韵律信息来表达自己的交际意图(周德宇、黄立鹤，2023)。具体来说，治疗师可能会借助语调等手段，构建回声问结构或焦点重音，帮助患儿定位阻碍源，并以此强调引导纠错这一行为。如：

例(3)中，治疗师在第1行对目标句进行示范，要求听障儿童进行仿说。患儿在第3行尝试模仿治疗师的话语。经过努力后，患儿虽回应了治疗师的仿说指令，但最终呈现的结果存在错误。治疗师在第4行部分重复了患儿的话语，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上扬语调，直接标识其仿说时的错误，引导患儿进行错误修正。此时，语调特征在治疗师使用重复策略引导纠错这一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治疗师作出了修正引导努力后(第4行)，患儿没有及时回应，出现了0.7秒的沉默。治疗师随即使用了正确的表达“送我来上学”(第6行) 进行纠错，并同时执行了引导患儿进行正确仿说的双重任务，进而引导出患儿正确的表达 (第7行)，最终完成了该训练任务。

4.2 引导听障儿童进行澄清

由于构音模糊不清、词不达意等原因，听障儿童的回应可能会造成治疗师理解受阻。此时，治疗师通常会采取部分他人重复的手段，并基于此，新增限定或提示性信息，以引导患儿对自己前一话轮作进一步澄清，由此构成“治疗师提问-患儿回应-治疗师引导澄清-患儿做出澄清”的序列结构。

如上所示，治疗师与听障儿童在讨论午休时长。治疗师在第1行以问句启动会话，询问患儿的午休时长。患儿立即给予了回应。答案本身并无构音、语法等问题。就“五个”这一数量短语本身来说，若要表达一个持续的时间段，其后应接“小时、月”等名量词。但就“午休”这一限制场景而言，“五个小时、五个月”显然不合乎常理。因此，患儿第2行的表达导致了治疗师理解受阻。第3行出现了0.2秒的沉默，预示着修正序列的开始(Schegloff, 1997)。随后，治疗师开始引导患儿进行澄清。其在部分重复患儿话语的基础上附加疑问代词“什么”，构成了疑问句“五个什么啊”，表达自己对上一话轮的不理解(Radford et al. 2012)，旨在引导患儿对“睡了五个”这一表述进行澄清。至此，治疗师启动了以澄清为导向的修正序列。这与引导儿童进行纠错这时的回声问不同：引导患儿进行澄清时的语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新增语言信息的影响而产生的，并非是治疗师特地借助语调来启动修正行为。

听障儿童在第5行试图澄清自己在第2行的答案。但显然，其回应并不符合治疗师的期待。这一回应与最初的问题“睡了多久”这一问题的优先结构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多久”应对应时间单位。因此，治疗师在第6行再次重复患儿的话语，并增加提示语“睡了”及语气词“啊”构成“睡了五个觉啊”这一句子，同时借助上扬语调来表达自己对这一答案的疑惑(Haeyeon, 2002)，引导患儿进行确认。在下一话轮，患儿给予了肯定回应，确认了“五个觉”这一表述。“五个觉”虽不符合汉语常规表达，但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它可能作为儿童习得“数词+量词+名词”这一结构的中介形式存在。因此治疗师在第8行并未直接对儿童的表达进行点评或纠正，而是对第1行“睡了多久”进行了阐释，以帮助患儿理解问题。

4.3 引导听障儿童进行确认

在康复中，除引导听障儿童进行纠错和澄清外，治疗师也会使用重复策略引导听障儿童进行确认。治疗师与患儿共同完成“引导确认-确认”这一行为。而承载上述社会行为的相邻对通常出现在序列的后扩展之后，作为后扩展的一部分存在，由此构成“治疗师启动会话-患儿回应-治疗师引导修正-患儿修正-治疗师引导确认-患儿做出确认”或“治疗师启动会话-患儿回应-治疗师追问-患儿回应-治疗师引导确认-患儿做出确认”序列，如：

例(5)中，治疗师在第1行向听障儿童发出邀请。患儿0.3秒沉默后拒绝了治疗师。由此引发了治疗师的进一步追问。1.2 秒沉默后，患儿在第6行给予了回应“因为想念妈妈了”。至此，治疗师与患儿已经构建了一个典型的“提问-回应-追问-回答”序列。但在这一序列的第四话轮完成后(第6行)，双方的对话并未结束。患儿第6行回答中的“想念”一词引起治疗师的关注，由此再次引发了一个后扩展。

就语体而言，“想念”一词更适用于书面语。因此，治疗师对于患儿这一用法感到惊讶(Huhtamäki, 2020)，遂在第7行进行了部分他人重复。治疗师借助语气词“啊”将原话语调整为上升语调，要求患儿就“想念妈妈了”这一表述进行确认。随之，患儿在第5行给出了肯定回答，完成确认行为。

综上，交际受阻时，治疗师可能全部或部分地进行自我重复和他人重复，并辅以单纯的韵律资源或疑问词所携带的语调，引导患儿进行修正。同时，自我修正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手段之一。治疗师通过引导听障儿童进行自我修正，不仅维持了会话，还为患儿的语言习得提供了机会。

五、治疗师使用重复执行修正行为

根据修正目的，治疗师的修正行为可以分为两类：直接纠错与自我澄清。

5.1 治疗师直接纠正听障儿童错误

治疗师“纠错”指当听障儿童产生错误时，治疗师直接进行纠正，由此构成“治疗师示范-儿童仿说-治疗师引导纠错失败-治疗师纠错-儿童仿说”序列。与引导纠错相比，治疗师在直接纠错过程中更倾向于使用他人重复策略，并在此基础上修正原话语中错误的发音、词汇、指称等(Clark & Bernicot, 2008)。

在前述例(3)中，治疗师在第4行引导听障儿童进行纠错后，给予了患儿0.7秒的等待时间。然而0.7秒后，患儿并未按照治疗师的预期进行自我修正。于是，治疗师在第6行再次进行了重复，暗含“请你仿说”之意。此时，“送我来上学”所执行的行为是模糊的。因为其既可以看作是治疗师对第1行的自我重复，亦可以看作是对第3行患儿话语的他人重复。若将其视为前者，治疗师第6行执行的行为为引导纠错；若是后者，则第6行执行直接纠错行为。

分析发现，“送我来上学”是治疗师在引导纠错失败之后进行的重复。在前一相邻对中，当治疗师给出相邻对前件后，患儿并未遵循规则给予后件。这意味着治疗师引导纠错失败。此时，治疗师意识到患儿无法自行纠错，因此借助重复儿童的话语唤起对话共鸣(冉永平、雷容，2018)，并在原话语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即将“来”替换为“送”，以构建正确答案应对患儿的话轮缺失，为其仿说进行示范。患儿在第7行的回应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有证据表明，成年人会重复儿童含有句法错误的句子，并通过替换词汇项来实现纠错行为(Bohannon &Stanowicz, 1988)。由此我们认为，将第6行看作是治疗师对患儿的他人重复更为合适。这意味着治疗师第6行实际执行了直接纠错这一修正行为。

在康复中，治疗师的示范行为也可能发生在之前的任务中。此时，这一行为在当前语境中被隐去，构成“(治疗师示范-) 儿童仿说-治疗师纠错”序列。如上所示，听障儿童在治疗师的要求下复述儿歌。治疗师在第1行发出指令“再唱一遍”。随后，患儿从第2行开始复述。患儿在第4行将“一棵^ke55^树”说成了“一ge55树”，由此引发了治疗师第5行的纠错行为。治疗师重复了患儿第4行的话语，并纠正了其错误发音。此外，治疗师在重复的基础上增加“是不是”这一疑问结构，构成一个引用式表达(Knol et al., 2020)，尝试以上扬的语调唤起患儿的注意，并期待其对“棵^ke55^”的发音进行确认。但患儿并未给予回应，继续复述。

在第6行，听障儿童再次出现构音错误，将“条^tiao35^”发成了“piao35”。与第5行一样，治疗师在第 7 行借助他人重复直接纠正了患儿的构音错误。与例(2)中的引导纠错不同，此处治疗师的纠错仅是作为正确表达(语音、词汇、语法等)的示范，并不要求患儿进行回应。与例(4)中的第5行同样存在区别，此处重复并未在原话语的基础上增加新的语言信息，其语调与原话语也不存在明显区别。治疗师在第 7 行仅是重复了第6行的内容，并纠正了患儿的构音问题，且借用重音将正确发音进行了标识。此时，治疗师的纠错行为并不一定要在当下得到儿童的回应。这一目标句通过听觉信号进入患儿大脑储存起来。当输入达到一定阈值，患儿就会放弃原有的错误形式，选择正确的发音(Clark & Bernicot, 2008)。

5.2 治疗师直接进行自我澄清

在语言康复中，治疗师必须充分理解并运用各种会话策略，确保其话语能解决听障儿童可能遇到的交际障碍，并致力于实现双方的互解(Bocéréan & Musiol, 2017)。当自身表达与患儿当前能力不匹配时，治疗师可能会采用重复策略来进行自我澄清。在第一话轮，治疗师进行提问。由于能力有限，患儿在第二话轮无法给予回应或无法给予期待回应。由此引发治疗师的自我澄清行为，构成“治疗师提问-患儿回应-治疗师自我澄清-患儿回应”序列。

如例(7)所示，治疗师以“名词+呢”这一省略问句发起会话。等待1秒后，听障儿童未给予回答，导致了相邻对后件缺失。患儿处于语言发展的早期阶段，其语言能力落后于典型发展儿童，无法理解并回应第1行的问句。治疗师意识到这一问题，故而在第3行部分重复了第1行中的关键信息，并增加“在哪”这一信息构成特殊疑问句，表明自己是在询问与处所相关的问题，澄清自己第1行中的模糊表达，以帮助患儿更好地理解问题。从第4行来看，虽然患儿的答案并非优先回应，但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治疗师的问题，即“妈妈睡觉”意味着妈妈在家。

但就治疗师的初衷而言，听障儿童给予的回应仍非期待回应。因此治疗师在第5行继续重复关键词“妈妈”，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增加两个处所信息供听障儿童选择，由此形成选择问句，进一步澄清自己的问题。患儿在第 7 行的回应与治疗师的问题“妈妈在济南还是在老家”构成“提问-回答”相邻对。然而患儿并没有直接回答“妈妈在济南”或“妈妈在老家”，而是借助了一个否定句来回答治疗师的问题，脱离了相邻对前件的约束。

由于语言能力不足，当无法正确回答提问时，听障儿童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回应。因此治疗师在第8行并未指出患儿的回应不符合规则，而是部分重复了其回应，并对其语法错误进行了修正，以此作为正确回应的示范。随着会话的不断推进，治疗师在重复关键信息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信息，以更清晰地澄清自己的交际意图。这一澄清行为在语言形式上呈现为从开放式逐渐向封闭式问题的过渡。这一转化过程使得治疗师得以澄清自己的意图，且逐渐降低了问题的理解难度，更好地解决了患儿所遇到的困难(Ma et al. 2022)。

综上，使用重复策略执行修正过程中，治疗师的修正行为通常发生在听障儿童回应缺失后。治疗师或在他人重复的基础上修改其中错误表达以执行纠错行为，或基于部分自我重复并辅以新信息建构自我澄清行为。治疗师主动执行修正行为，既维持了会话的持续性，又为解决患儿的交际困难作出努力，从而促进了互动的完成。

六、结语

本文基于真实语料，以汉语听障儿童语言康复中的重复策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治疗师灵活运用重复策略完成的具体修正行为，并进一步探讨了副语言资源的作用。研究发现，治疗师的重复策略在会话修正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治疗师通过重复策略引导听障儿童进行自我修正，促进其语言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治疗师直接进行会话修正，以解决儿童在交流中遇到的问题。且在修正的过程中，治疗师使用副语言资源辅助完成重复策略的构建。这一研究发现对治疗师如何选取适当的重复以完成相应的行为具有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有助于治疗师选取更契合康复目的的重复策略。遗憾的是，本文数据为音频录制，不能对具身信息进行系统考证。后续可进一步拓展多模态语料的临床话语分析研究，以期更深入地探讨治疗师与听障儿童，乃至更多类型特殊儿童之间的互动，丰富并推动汉语语境下临床话语分析的本土化发展。

七.致谢

感谢鲁东大学文学院李海英教授对语料采集工作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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